夜晚，苏州工业园区中心地段，灯火通明，小区附近的商业街正热闹，手机卖场里音乐咆哮，几撮喝醉的外地打工者在街口指手划脚。
苏州工业园区位于苏州古城东侧金鸡湖畔，16年间，这块288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从农耕社会发展成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聚集之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先是珠三角设立对外政策惠及面最广的经济特区，然后就是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了15个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目的是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扩大出口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积累建设资金。截至目前，中国有经济开发区、工业园、产业园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79家，以此为范本的省级、市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以千计。
30年来，这些“三来一补”、“出品加工”为主业的开发区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颠覆了百余年来以“勤劳模式”缓慢发展的中国资本主义进程。在廉价土地和劳力、外部资金、技术以及两免三减半政策的推动下，出口导向型加工业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前20年的最大亮点。他们的供应链、生产模式、组织架构、产业集群带，被中国内地的各类所有制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所效仿。改制后寻找出路国企、因扭曲资源配置而走投无路乡镇企业、活跃的私人创业群体及渴望GDP增长的官员都跑到各级开发区中去参观学习。“二战”后支撑东亚奇迹的“四小龙”模式在中国被狂热地膜拜。
1994年2月26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和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分别代表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签署了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中外两国政府合资成立一个经济开发区是史无前例的事，这一举措可能意味着作为“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外向型经济模式和新威权主义思想理念将整体植入中国内地。未来可能的经济腾飞让经济大员们感到欢娱。
然而就是苏州工业园区成立的同一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提出疑问：是四小龙？还是一群“纸老虎”？经过扎实的计算之后，令人震惊的结果是：新加坡所有的增长都可以用可计算投入的增加来解释。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效率提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光耀执政时期新加坡的增长与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增长是经济“孪生兄弟”—都是靠集中动员资源实现的增长。
果然此后的5-6年时间，在中国内地，土地、劳力价格疯涨、技术模仿的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由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带来的“东亚模式”进退维谷。十年来，所有经济技术开发都在考虑如何转型，其实转型的路有两条：一是，改进东亚模式，通过产业升级、转移来减缓或延迟衰退速度；二是，以目前这些具有全面行政功能和政治资源调动能力的经济开发区为单位进行整体制度改革，按市场配置资源来理顺管理体制，创立内生的资本、技术增长和产生机制。
显然，从近年来的事实来看，大多数开发区走了第一条路。其基本步骤是：一，进一步提高土地等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各级开发区都搞了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二，产业升级到以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承接服务外包业为主；三，推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实现“腾笼换鸟”；中西部地区开发区主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
当然，中国目前最好的开发区之一—苏州工业园区走的是一条混合之路。“未来这里还将发展成一座新的城市，而不仅是座工业园区。”从今年6月以来，苏州工业园就在不断地传达着这个设想。
6月21日，苏州工业园区在上海举行了一场《非凡城市SIP》的说明会。SIP是苏州工业园(Suzhou Industrial Park)的英文缩写，但是，苏州工业园区并没有把它的官方中文名称放到主题中，其含义就是苏州工业园的发展重点不再只是工业，而是慢慢脱离工业化的一座新的城市。
此前的一个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这个规划第一次以国家的高度统筹协调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区域经济。《规划》中对于苏州的区域定位是：发挥区位、产业和人文优势，进一步强化与上海的紧密对接，建设高技术产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和创新型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产业方向是重点发展现代物流、科技服务、商务会展、旅游休闲等服务业。在其它长三角重镇南京、宁波等都规划了先进制造业的同时，而对以外向型制造起家的苏州却只字未提“制造”二字。
这是改革还是革命？东亚威权体制—产业承接、出口导向—“四小龙”—中国的开发区—中国的生产模式，应该说每个环节的变动都是具有颠覆性的。
摘自:《中国企业家杂志》
